支左小记

 

尹西林

 

      二十一年前，党中央公布了为错划右进行平反的决议，遭受苦难的数十万错右，重新回到公民行列里。让我惊喜的是，在电视里出现了童年小朋友曾铁军的父亲、原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老红军战士－曾汉周伯伯，他以副审判长的资格在主席台上义正辞严地历数王、张、江、姚滔天罪行，５７年曾老被错化右派，二十多年后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真真令全党全民振奋、解气、痛快！用上老人家那句“天翻地复慨而慷”的话说，无疑是重获解放慷慨欲呼的狂喜。

 

       当无数家庭举杯欢庆平反昭雪之时，我自思忖默问：广州市某造船厂的那个右派，他还在世吗？他的家境又是如何？我一次次悄悄为他祈祷平安一九六八年，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方某海军舰船修理部工作。报到后，还没上满一个月的班，领导就派我去江对面一家造船厂参加“支左”去了。支右组把我安排在一个三百人的铸造车间搞斗、批、改。

 

      一日，上海某机关来了两个外调干部，来厂落实该单位一位干部党籍问题，此人入党介绍人是船厂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可惜我忘了他的姓氏，此右解放初期随军南下，是岭南某地区一位局级的干部，因议论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发落到这家船厂劳动改造。

 

       支左老战士小王与交谊甚好，我同乡，我这个略通文墨的军校毕业生常帮他写点文字东西。为配合上海外调同志工作，小王与右派进行了十几天的周旋，老右总是反复翻供，外调工作难以进行下去。上海的同志急得挠首冒火，小王指着右派大骂“你他妈老右派真孙子，欺骗人民没好下场！于是批判大会逐级升温。那时右派分子是专政对象，是两派公敌，批判大会工人吼声振天，老右被群众打得口鼻淌血，脚上一双对木笈也给台上人掷上了房顶，只见他赤足在台上抱头滚翻。文革期间，笔者虽也极参加斗批，但最见不得打人，但凡被斗者“挂彩”就暗生恻隐之心。眼前右派挨打惨剧实在不忍相看。

 

      斗归斗，外调要进行，查不出个名堂，两位上海干部无论如何也不不能返沪的。会后，小王请我帮他处理好这宗无头案子。于是我到厂革委会借来老右派的人事档案，细细看了老右的经历：原来他与我的爹妈一样，是三八式革命老干部。在日寇侵华之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勇士，在是傅秋涛将军支队下任新四军连长。皖南事变发生后，部队被打散了，处在革命低潮的他，没有逃跑退却，而是想方设法将游离四处的新四军战士聚拢起来，重新组成一个连队，继续与日寇进行战斗。他的这些经历，令我暗生敬意，竟丧失了“阶级立场”，由此还联想到儿时小朋友王枫和曾铁军。他们的爸爸王立中、曾汉周都是放牛娃出身的红军战士，不知何故被划成高检和高法的大右派，由远及近心中甚感不平，难以理解当革命功臣，一朝落草便遭同胞如此胞羞辱？实在瞒忿不解。

 

      经与上海两位外调同志进行了长谈，了解到他们来穗的真正用意，原来调查人对象是他们单位两派群众共同能接受的三结合领导干部，希望出任未来的革委会主任，然而却在党籍问题上卡住了壳儿，即被结合的老同志一口咬定他的党介绍人就是船厂这位右派。几天下来，老右对此吞吞吐吐不肯说明实情，三番五次推翻原来的笔供？我于灯下衔笔弹烟笔苦苦思冥，不解其中难言之隐。

 

      为图个审讯安静无扰，某日下午，借船厂召开全体职开大会之机，我派人把老右叫到办公室单独谈话。他穿着条又旧又破的大裤衩低着头进到办公室，随手拉过一条长凳子让他在我对面坐下，起初他不动，我厉声道“坐下！你还有理了，让我请你不行！”一个下马威他坐下了，我严厉地警告他：“知道不，你是右派，调查期间你不老实道“懂得”。“哪就是明知故犯了？”沉默，良久的沉默。我不紧不慢地问他“哪年戴得帽子？多少年了？”“十一年了”“记得就好”“想摘帽子那得接受改造，立功赎罪”他又不语。“知道你为什么当右派的吗？”还是不语。我拉长腔对他说：“是当初你胡说八道才当右派的，直到现八道！”。现在想来，我用“胡说八道”一词当做右派理由实在是轻饶了他。话说到此，他抬头瞅了瞅我，又垂下了头，打喉咙眼里逸出一句“我胡说八道”接着“嗯”地一长叹，又是长久的沉默，无语之间发现他偷偷用手指揩擦眼角，最后干咳数声。我明白了，大概要开腔了，于立刻站起来，把房门锁上（未曾料及此举成了祸根）。

 

       然后坐下，让他抬头看我。郑重对他说，“这屋里只有你和我两人，给你一次立功机会，毛主席说担白从宽。讲老实话是要有勇气的，没有交待问题的勇气，你能立功吗？希望你不要顾虑”他抬起头郑重地对我说“我怕    没等他话出口，我就急了，大声吼道：“二十年前，你为打日本，死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我敢说，你不是资产阶级右派，你是扛枪打仗立过功的军人，我想信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历史！”顿时，屋里一切被凝固住了，变得鸦雀无声，我暗问自己，刚刚我在说什么呀？一时间，脱口而出的耸听危言让我有点后怕。突然“咚”地一声，他从坐凳子上一头裁到地板上，接着半蹲半跪捂着脸，后背起伏着，浑身颤抖，接着，开闸般嚎淘大哭。“啊，十一年了，等了十一年了，党没忘我！党没有忘记我”。我呆呆地看着他，有生以来头回细听男人是怎样大哭的。那嘶心裂肺的巨大哀悲，带着阳性刚劲的冲击力，把屋顶砖瓦震得索索颤抖，这位老兵如受难者艰难地吮舔伤口与涌血，更象负罪的孩子拱在母亲怀里鸣鸣哭咽。

 

      他扶凳站立起来，揩揩泪深沉地一字一板地对我说，“这位军官，请你拿笔记我的话，现在向你说明真实情况：“他也是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散兵，汇聚到我这支部队后，自称中共党员，当时环境恶劣，部队流动性那么大，根本无法证实真伪，我是新连队的领导，在那种艰难时刻，心想敢称党员名分已属难得了，于是就默认了，视为他正式党员，参加连队的党组织生活，这个人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服从纪律，团结同志，完全够共产党员资格。虽说组织手读上略欠正规，本着对他本人负责，现在，我敢做他的党籍证明人。”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脖子道“这回交待，杀头我也绝不反悔！”，还主动要求签字划押。一桩久拖难缠案子，就这么三下五除二有了结果。

 

       事后上海两位外调的同志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您的帮助，感谢海军同志的配合”谁能料到，此次与右派分子取证谈话，被指为政治问题，加之爹娘又是走资派、“阶级异已分子”，不久我被调离船厂，打发到部队农场，静候退伍处理去了。

 

      三十二年弹指挥去。我们这代人亲眼目睹，党依靠自己力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建党快八十年了，八十年来党依靠自身力量不断地纠正自身的错误并坚决清除队伍里的腐败与拉圾。一九五七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已经成历史。在人们抚平时代创伤和追悔往昔过错的时候，作为时代的孩儿，我曾过剖析自己，回头看来，文革期间，是那么盲从与幼稚，在荒诞狂热的岁月里，步着“左”的烟尘，做过错事，然而三十二年前，一次外调，我以军人身份，为一个错划右派斗胆喊了一声“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也许这句无意中的实话，给寒夜里的受难者送去了一丝人间良知，倘若真的激励老人笃信我党，使囹圄者重生活下去的信心，直至太阳普照他屋角的那天话，那么，我会终生引为自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