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东方红》的演出
徐小五
1964年暑假，我所在的小学音乐老师给家里打来电话，让我返校参加试唱，说是为参加庆祝国庆15周年的演出。受家庭影响（抗战时期爸爸在西南联大某分校当过音乐和历史课老师，弹一手好钢琴还喜欢唱歌，妈妈当年则是延安鲁艺学员，演唱生涯一直延续到前几年的老干部合唱团，大姐则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加上我平时也喜爱唱歌、音乐课成绩好，一试就通过了，和比我高一年级的姐姐一起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少年儿童合唱团。参加合唱团的同学分别来自北京几所小学（育才学校、实验一小、实验二小和铁路二小等），都是精挑细选而来。后来才知道，除了音准、嗓子好不好外，音量大小也很关键。我的一个好朋友胡欣欣就因胆小，音量小而落选。后来她得知我们排练时经常领到当时相当稀罕而好吃的东西――葡萄干果脯面包和香肠而懊恼至今，说“早知道有这么好的事情，考的时候拼了小命也得大声唱啊”。不过，关于音量大小的真实感，我是在听过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剧现场演出后才有体会的。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在暑假就开始练歌，9月开学后更是每天下午停课去排练。主要是练《东方红》最后的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国际歌”。由于台上位置有限，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同学被分到台下组。台上组的同学都是长得漂亮的，演出时他们要迅速站好波浪队型演唱（为了站好自己的位置，他们不知跑来跑去练了多少回），万众瞩目十分风光。但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台上同学一晚上都必须待在大会堂三楼等着上场的一刻，而我们台下组则手持纸花在人民大会堂最前面几排、也就是在首长席过道前的位子就座，而且只唱这几首歌。也就是说，在最好的位子上听王昆、张越男、郭兰英、邓玉华、才旦卓玛、胡松华、马玉涛、寇加伦、李光曦等一顶一的“角儿”的现场演唱。比如，马玉涛也算是著名歌唱家了，但她也只是“农友歌”的B角。同时，我们还可以一次次欣赏刀美兰、崔美善、莫登格玛、金山和阿依吐拉等名家的舞蹈。（记得后来在串联和接待外地红卫兵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把“东方红”里全部的歌舞节目都模仿着演下来呢！）当时的演出阵容真是空前绝后，创作班子也是集中了北京、上海和部队文工团70多个文艺单位的参与，专业演员加上我们这些业余合唱团成员共3500人参加了演出，是绝对值得载入史册的。演出结束后，我们台下组要站起来回身随着音乐向观众挥舞手中的纸花束。排练是由严良坤和秋里指挥的，他们告诉我们唱歌要带感情，何时轻声、何时渐强渐弱都有学问，因为合唱最讲究音色整齐划一，在显示出力量、豪迈、大气磅礴的同时，还要干净利落（特别是在重唱时两个声部都不可拖泥带水）从容不迫，必要时还要抒情、柔和、有亲切感。有一次周总理观看我们彩排，说台上的小朋友在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时太严肃了。后来指挥就建议台上的同学要特别注意何时微笑、何时庄重（在唱“不怕困难，不怕敌人”时要严肃雄迈）。在唱“爱祖国、爱人民”两句时，头要左右自自然然地轻轻摆一下（要让人听着感到无比亲近并充满希望和信心）。我们为了把歌词记熟，根据指挥的要求，每天要按唱歌时的节奏念几遍歌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知道的人看我们摇头晃脑地在说歌词还以为我们在背唐诗呢！比起我们，演出时站在舞台两旁的大学生合唱团成员可辛苦多了，他们站的位置相当于舞台的左右延伸，很有阵势。一排几十人，站在阶梯式的木架上至少有五、六层。按规定，他们不能扭头看舞台，更不能有小动作。只是在灯光转暗、没有合唱任务的时候，他们才能齐刷刷地坐下来歇一会儿。《东方红》的演出是一气呵成的，中间没有幕间休息，所以可以想象历时3小时的演出对体力和毅力的考验。有意思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演出整体，还经常通报其他演员在排练和彩排中的先进事迹。比如，在“东方的曙光”一场，那个被卖的女孩在“江河水”凄惨的音乐伴奏下跪行乞求不要卖她，据老师说她为了练好这个动作，双膝都磨破了但她从不叫苦。再比如，过铁索桥那段舞蹈的道具是一根晃晃悠悠的铁链，是在灯光转暗不关幕的情况下一眨眼的功夫中拉成的。后来经通报才知道是一个叔叔苦练猫腰百米冲刺才这么快拉过去的。
每次演出结束后，我们就被带到人民大会堂或北京饭店的宴会厅吃夜宵，十个同学一桌，大都是当天宴会的折箩菜或简单的大锅菜，刚渡过“三年自然灾害”、挨过饿的我们吃着这些饭菜觉得可香了（在演出前，我们已经发了果脯面包或白面包配香肠）。至于服装，记得是到北京市委大楼借的演出服。我们台下女生身着白长袖上衣，绿色宽背带百摺短裙，男生则是白上衣加绿色西式短裤。台上小朋友的服式和我们一样，只是颜色变为了粉色。大学生合唱团女生也是白上衣，配半腰花色长裙，男生为白色上衣配深兰色西裤。记得有一次毛主席陪尼泊尔（还是阿富汗）国王前来看演出，就坐在我们的后面几排过道后面正中间的位置。按规定，我们不能回头看，只是在散场时举花致意。当时人们还不像“文革”时期那麽疯狂，领导人来去也没有被众多保安人员、记者前簇后拥。那是我第一次离毛主席那麽近，离开时，他用大家熟悉的姿势向我们和台上谢幕的演员以及全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1964年10月16日那天，我们由老师带队穿上演出服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等候国家领导人接见与合影，大人演员依次站在阶梯架上，我们儿童演员在前面两排席地而坐，我被分配在第二排，因个子矮小，坐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干脆跪着。这样，才可能从保存至今的合影照片中分辨出小小的我。在这次接见时，周总理宣布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我们都高兴地蹦起来，当时整个宴会厅都沸腾了。
全本《东方红》的演出一直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人员后为止，共大概演了十几场。1965年，由于我考上了另外一所中学，而童声合唱又需要小学五年纪男孩女孩的声线，拍《东方红》电影时就没再找我们。当然，3000多人找也找不齐了。除主要演员外，好多群众演员都换了，合唱团也裁减了人，原有演员也不可能全都参加电影的拍摄。我记得64年演出时，仅幕前串场的男女朗诵就有A、B、C三套组合。全剧由序曲《葵花向太阳》、《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烽火》、《埋葬蒋家王朝》、《祖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和《世界在前进》八场构成。拍电影时，歌舞节目被删掉了四分之一，只拍到1949年建国的庆典晚会，也就是只到第6场。第7场的“丰收歌”、“我们心中的太阳”、第8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歌舞都没有保留下来。但不知当时的录音录像还有没有保留，今天恐怕知道这些歌的人也已不多了.
说到“东方红”的遗憾之处，无非就是当时无法作到的：还历史本来的面目。例如，在周总理的坚持下，不提南昌起义；抗战时的舞蹈场面没有国军的身影；还有未反映出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等等。正如，历史人物有功有过一样，一部时代的作品也难免瑕不掩瑜，但这不属于我们在这儿讨论的范围。“东方红”毕竟是一部以歌唱、舞蹈和朗诵等表演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全面结构、形象反映中国近百年民主革命斗争历史、大气魄的大型歌舞音乐秀。可以说是开创了我国大型歌舞表演的新形式，但又有别于后来的许多作品：一是演出场次多，并非节庆式的一次性演出，用句脱俗的话说，就是成本效益好；二是艺术形式全面，创演单位众多。后来的《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风雷颂》、《翻身农奴向太阳》、《中国革命之歌》、《长征组歌》、《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和后来的各种节庆主题晚会在这方面都无法与之相比。
最后，我在这儿记下几个一起参加演出的小演员无比熟悉和亲切的名字：徐小红、康玲、张燕燕、邓红果、曾华丽、黄莎莎、董小玲、狄四、古虹江、褚小蓓等等。什么时候能像演了15年的百老汇歌舞剧“悲惨世界”下档时那样，找来所有参演的演员聚集一堂，那该有多好啊！
同学读后感：
胡欣欣：
说起“演东方红”的事情，那可是我的一块心病。
各位同学一定有点纳闷，小五参加演出了，那欣欣呢？
可惜的是，最大的“荣耀”没我份：小学时正好赶上演“东方红”，因为最后有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需要很多小孩。所以就把挑了一些唱歌好的孩子去参加演出。小五她们就被挑上了。我小时候在班里最小，特别胆小，干什么都没有自信心（小时候的学校不像现在这么懂儿童心理学，以鼓励为主。所以我老说我小时候“聪明才智受到压制”），学校成绩也不太好，当然是没我份的。小五她们每天下午不上课去排练，后来参加演出，在当时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没被挑上的同学都很羡慕。
后来机会又来了。大概是因为还嫌童声的人数不够（因为大人的合唱团人数也特别多，有好多大学生参加），又要补充一批孩子。这回我终于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后来长大以后会分析问题了，我估计那童声合唱团的选拔标准大概是：1，音准；2，音量；3，嗓子好不好（声音质量），我估计是按同学们音乐课的成绩选拔。我胆子太小，从来不敢大声唱歌，所以只得过5分减，没得过5分，这次人不够了，就让5减的孩子也试试。让我唱了一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可我胆小，声音太小了，自然不符合标准。大概老师觉得我除音量这一项外，其他条件还行，所以又让我唱了一遍，我仍然唱得像蚊子。所以最后我们班好像有差不多一半孩子去“演”《东方红》，居然还是没有我的份。
小五她们唱的“接班人”是在相当后面（还有些孩子就是坐在椅子上唱不上台）早期的《东方红》跟后来电影版不同，还有关于解放后的好多内容，那时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小五她们都是坐在下面的座位上看演出。那时每天听那些老歌唱家的演唱。
她们看的太多了，每个场面都背了下来了，我们在学校经常自己“演”东方红，每个场面，歌、舞都能演（包括自己哼哼着“伴奏”），我跟他们学的也会“演”了。例如一个人手拿一个小包袱，往地上一放，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之类。“游击队歌”的那个舞我们那时也老“演”。
当时的演出阵容真是值得记录。都是挑的演那个角色最合适的人。如王昆唱“霹雳一声”，邓玉华唱“五彩云霞”，郭兰英唱“花篮的花儿香”等等，都是一顶一的“角儿”。比如马玉涛也算著名歌唱家了，可唱“霹雳一声”的B角还就是不如王昆听着是那么回事。
还是因为小了点，不懂事，早知道这么好(“荣耀”)的事情，考的时候拼了小命也得大声唱啊。（补充：“吃面包”也很重要的说）
此外，看了那个有关“东方红”的电视片我才知道，“解放后”的那场是毛主席看过之后建议取消的（我估计是他老人家想着“大跃进”之类的错误自己有点惭愧的说）再回忆一点：毛主席接见那天，小五她们回学校的时候我们晚自习呢。就看到从“东方红”回来的同学都特别兴奋，无法克制的样子，可是由于当时纪律非常严，不许说话。大家好不容易忍到了下课，此时不知是哪个同学大声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教室里就像开了锅，一片沸腾！再说个跟芭蕾有关的。
也是那个电视片的第一集讲到的事情：说那时“东方红”演出的后台管理一绝，纪律非常严明，每人都通力合作，无论抢装多么迅速都能把服装、道具之类收拾得井井有条。那时跟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关系好，她们来中国演出时请她们到后台参观来着。那些日本人见到这么大规模的演出居然能后台那么有条不紊、一丝不乱，根本看不出有几千人参加演出，实在是惊讶万分的干活（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说“干活”）。
徐小五：
我说的后悔没“拼小命唱的”好朋友就是你呀！怕触动你的“心病”才没明示。多谢你提醒回顾当时的严明纪律。其实演出也好，拍集体照也罢，我前后左右的同学我原来都不认识，我们是按声部和个头排坐次的。但大家配合都很默契，只有少数几个老师混在里面，管着来自好几个学校百多名学生。
说到全本演出，高难度的民族舞蹈动作还是作不来的，比如维吾尔族朝鲜族舞蹈的快速旋转、刀美兰傣族舞的韵味、蒙古舞顶碗下腰抖肩膀等等。我们也就是欣欣说的，“小包袱往地上一放”，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什么的。群舞则是会一些简单的动作，如爬雪山过草地、游击队之歌等等。朗诵词我也很喜欢，至今还记得不少片断：“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向往着胜利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哪！河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人们在倾听，倾听，倾听那震撼世界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啦！”
康玲：
小五，我记得当年演出结束后，我总把发的面包和香肠悄悄带回来，藏在被窝里和李文渌分享呢！
胡欣欣：
我怎么不记得被分面包和香肠的事儿呢？是不是你们没分我呀？我怎么光记着那时候实在是羡慕了。
小五：
欣欣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怎么小五没想到和我在被窝里分面包夹香肠？我也很难过很后悔，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了？发了东西一口气就吃得精光，真对不起你啊！我恐怕也是饿昏了。人家康玲和文渌的床挨着，每天晚上康玲回来把自己省下的面包和香肠分给眼巴巴儿等她回来的文渌吃，难怪文渌后来长那么高呢！不过，你承认不承认康玲是咱们班最懂事的同学之一？
真没想到一篇回忆还引起大家的馋虫儿，另外一个朋友看了说，一下子把当年的气氛、声音甚至气味都带回来了，那种带果脯面包的确很香！
欣欣：
说到“东方红”的事情，其实如何气势磅礴、荟萃多少伟大艺术家等等那都是后话。因为小五她们每天去排练的时候，给没去的同学最主要的印象就是“面包”，另一个觉得她们特“喝儿蜜”的事情就是可以名正言顺地逃好多课。直到正式演出有了报道，才知道她们每天忙的是那么一个好事情。
只可惜小五她把面包、香肠都吃了也没长高多少。哪像同学文渌，分吃隔壁床同学的一点还长挺高。说起来文渌可是我们班好学生，老当班长什么的，前些天我说的就一个会弹钢琴的就是她。要是康玲不揭发，还真不知道居然有这种每天晚上不睡觉等面包的事情呢。
那天打电话找李小青要球票，打到同学李力那儿。她也是一说起“面包”就兴致勃勃。我告她文渌每天等面包的事情，说得她哈哈大笑。估计那时也是饥不择食，也没想起分给我们点。她还说吃了“香蕉面包”。哎呀，那叫一个好吃呀！（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