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往事

                                                              魏德安

　

回想起当年我们在北大荒那几年，也难怪当地领导管得严。您想啊；咱们的子女，现在都二十好几了，只要是大学没毕业，在咱们的眼里还是孩子，时髦话“愤青”一个。而那时候，我们才十七、八岁，又是刚刚参加完“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更是“愤青”得厉害。如果不严加管理，只不定会捅出什么大漏子来哪！本人就经历过几件小事，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因为不管是那一件，弄不好都能丢掉小命。

    一，打井  连里本来有一口井，呼拉，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一年之中来了大批知青，有时候挑水排队了。于是，连领导决定；再打一口井。打井的师傅是从工程营请来的，叫张贵中，是本连卫生员张習中的哥哥。打下手的任务就交给烧窑班了，人员有也夫、小段、曹学香和李桂玉等人。木工班配和，老班长宋士民带着我，在打井现场旁锯井板。井口是六边形，师傅一个人挖。每挖下去三、四十公分，就下一圈井板。挖出来的土，以及上下人，都靠半个汽油桶。井上面有四、五个人摇辘轳，只要井下喊：“摇！”几个人一块用力，把桶摇上来。将桶里的土倒掉后，冲底下的人喊一声：“下去了啊！”再把桶缓缓放下去，然后等着什么时候挖满了，再往上摇。日子一天天过去，井打得很顺利。挖出来的土堆成了小山，井深大概有三十来米的时候，出了幺厄子，来事儿了。

    那天，风和日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和老班长干了一阵子，他可能是早上粥喝多了，放下工具，解手去了。看着眼前已经堆得挺高的井板，我心里说：“供得上他们用了，也该喘口气儿，等老班长回来再接着干吧。”正这功夫，井台那边一阵喧哗声吸引了我。老实讲，其实我平常还是挺规矩的，跟着班长出去干活，从不乱说乱动的。这时候他不是解手去了吗？于是，好奇心驱使我跑过去凑热闹。到那一看，他们干吗呢？井下挖土不是就一个人吗？挖满了也得个二十来分钟，赶上下井板，功夫更长些。等待的功夫长了，闲着也是闲着，哥儿几个正利用那根垂向井底的大绳练爬绳呢！一个人顺着绳子出溜下去五、六米，再手脚并用爬上来。也夫说了：“这算什么呀？我能干拔！”说着也出溜下去，还真是光用手、不用脚，“噌、噌”，几下，上来了！大家不禁连连叫好。我伸着头，向井底下看；黑古隆冬的，只有一盏马灯忽闪忽闪的，挺刺激。有人问：“都这么多天了，还从没下去过呢吧？”我说：“是啊。”又问：“想下去看看吗？”我说：“想啊！行吗？”几个人说：“放他下去看看。”说话间，正好摇上来一捅土，把土倒掉后，我站进去，双手握住大绳，四个人慢慢往下放。进入井下，凉飕飕的。朝上望，只见圆桌那么大一片天。偶尔，伸出一个小脑袋，冲我喊：“感觉怎么样？好玩吗？”这时候的我，已经飘飘然了。不知好歹的答应道：“好玩，好玩，要是再放快一点就更好了。”得，这一句话喊完不要紧，摇辘轳的四个人当中的小段想：“我们这儿一圈一圈放你，你还不知足。想放快点还不容易，干脆，我撒手得了。你自己下去吧，保证快！”要说小段害我，我至今也不承认。因为我们是同班同学，一无冤、二无仇的，根本不可能。顶多了也就是：“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而已。他这一撒手不要紧，另外两个人嘻嘻哈哈的也撒手了。四个人控制的辘轳，只剩下李桂玉一个人把握了。这位副指导员夫人，可是不一般。一来她力大无比，仨俩老爷们不是她的对手。二来她有经验，深知如果全撒手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她一边“啊，啊。”大叫着，一边玩儿命攢住辘轳把儿，妄图控制住。可是，毕竟一个人抵不上四个人。“骨碌碌。。。”，辘轳越转越快，最后，“咣”一下，飞转的铁把手，打在她胸前，把她一下子从高高的井台上打到地下。但是，由于她的努力，毕竟争取了几分钟。这可是至关重要的几分钟啊！因为除了他们，这井里还有俩人哪！先说本人，开始慢慢悠悠的、美滋滋的，喊完了话以后，就觉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咣！”感觉眼前“金光四射”，啥也不知道了。那位打井师傅，正在猫腰干活儿，就听上面声音不太对，感觉脑后一股冷风袭来。心说：“不好！”连忙扔掉手里铁锹，一个鲤鱼打挺，“噌”，往井壁上一贴。擦着他后背，一百多斤重的一个傻小子，外加一个大铁桶，带着风声，“咣当”，就砸下来喽！那个照亮用的马灯，被拍得稀巴烂，砸进地里一寸多深。等我恢复知觉以后，眼前黑古隆冬啥也看不见，先是听见一个广西口音在骂娘：“搞什么搞？他老表的，想要老子命啊？老子不干了！”紧接着，一双大手把我从桶里给蒿出去了。晚上开会，指导员赵天柱本来就挺黑的一张脸，这下更黑了。总之，批了个“狗血淋头，体无完肤”。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人家李桂玉的双乳，被打得黑紫，肿得够呛。哥儿几个低着头，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连长李慎庆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我就纳闷了；一个锯井板的，你怎么锯到井里去了？打了这么些年个井了，咱还头一回儿听说。”还有那位请来的打井师傅，难怪人家骂。如果自己死了，属于咎由自取，人家拉家代口的，招谁惹谁了，这不是“乱杀无辜”吗？

    二、骑马   小时候，男孩子们都爱玩一种游戏；大一点的背着一个小一点的，而小一点的在背上互相推来拽去。结果不是小的给拽下来，就是连大带小摔一个仰面朝天。这时候不管是拽人的，还是挨摔的，全都开怀大笑。常常玩儿得大家满头大汗，还不肯罢手，开心极了。这种游戏名称就叫“骑马打仗”。大一点了，看见电影里哥萨克骑兵，或是李向阳骑着高头大马“叭、叭”，左右开弓，两枪打死两个日本鬼子的镜头，心里真是羡慕极了，老幻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骑上大马、威风一回？”我有一个表哥，在内蒙锡林郭勒盟白音库仑军马场工作。一到假期，总想让他带我到那儿去试巴试巴。可人家怕伤着自己，压根儿就不理这茬儿，所以愿望一直没实现。来到北大荒，人也大了、心也大了、胆儿也大了。特别是看到这儿有那么多马，高兴坏了。都有什么马呢？有高大的新疆伊犁马、有能吃苦耐劳的蒙古马、还有名字稀奇古怪的大洋马；什么阿尔洛夫、苏拉车，还有叫弗拉基米尔的。这不是列宁的姓吗？不用问，准是苏联马。偶尔，也骑一回，挎支冲锋枪，照张相。可那是光站着，没跑，一点儿也不过瘾。于是老憋着，什么时候能有个机会，“骏马奔腾”一回。有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李和民，孟庆林就是两位。而且这两位难能可贵的是，不光想，还能付诸实践；要求分配去马号工作！目的就是能接触马、能骑马，领导居然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分了工种以后，瓦工发了瓦刀、大铲、木工发了斧子、锯，这哥俩每人发了两把大鞭、一人一把刀子。刀子可不是普通的刀子，除了刀刃非常锋利之外，刀把尖尖的，挺各别的。干什么用的？茬套用的。这是车老板的专用工具，您明白了吧？让这两位去赶马车。因为这儿不是骑兵部队，没有光骑马不干活的好事儿！那为什么每人发两把鞭子呢？这儿没有一匹马拉车的，都是三、四匹拉一辆车。小鞭子打驾辕的，大鞭子打拉套的。自打当上车老板之后，这哥俩每天乐得屁颠屁颠的。别看没拉多少活，保管员宋士友那儿鞭梢儿的消耗量可见长！怎么回事儿？练响啊，练准啊。见什么抽什么，路两边的树叶子被抽得乱七八糟。也并不是每天都能骑马。他们况且如此，我这样的就更不用说了。老是盼着盼着，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那是到北大荒的第二年春天。开春了，天气渐渐暖和了，该开始基建了。有一天，老班长让我跟车去基建连，拉几个门框回来。到马号一问，是李和民的车去，他是给猪号拉点酒糟，正好一路。我看着他套好三匹马，大鞭子一甩“叭”，上路了。我和李和民是同班同学，这回又是第一次单独出来，自然高兴无比。一路上光听他白话这几匹马了。驾辕的是什么马，如何有劲儿。里套这匹蒙古马，原来是苗团长的坐骑，经过训练，跑得如何稳。外套是匹马驹子，是他亲自调教出来的，还不太稳定、老想撒花等等。十二里路，不知不觉就到了。装门框很顺利，几分钟就搞定。于是我们来到副业连酒房，俩人三下五除二，酒糟装好了。这时候有人叫我们，谁呀？一个学校的同学郑大夏，他在酒房干烧酒。说马上出酒了，还不尝尝。长这么大，还真没喝过刚出锅的酒呢，又不用花钱，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去？尝尝就尝尝！大夏还真大方，拿一个大缸子，“咕咚”就是一下子，足有半斤。也没什么菜，一块咸菜疙瘩，齐了。你一口我一口，一会工夫，把酒全喝光了。刚出锅的酒是好喝，感觉香香的、甜甜的、热乎乎的。开始不觉什么，出了屋，不行了。小风一吹，脑袋发晕、腿发软。李和民看上去还好，他在酒糟上铺了个破大衣，让我躺下，说：“酒糟这东西能往出拔酒，你睡会儿就好了。”这时候我别无选择，只有照办。马车一晃一晃的，我马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都走了一半的路了。这时候马车正在高坡上，远远的，能看见连队的马号了，快到家了。我坐起来，头也好多了。这时候来了精神了。我对李和民说：“让我骑会马吧。”“行啊”。他把那匹里套卸下来，扶我骑上去。我还有点儿不放心，紧着问：“行吗？哥们！我可不会骑。”他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保准把你驮回去。”苗团长的坐骑驮着我，卡的卡的往前走。路边的野花开着、头上的阳光晒着、马头一点一点的，是挺稳啊！骑在马背上的我，心里美滋滋的。就在这时候，大事不好了。先是听到背后“叭”，一声清脆的鞭响，紧接着一阵马蹄声从远而近。我还来不及往后张望，一匹马带着风声从后边擦身而过。我一看，正是李和民那匹外套――小马驹子。这时候我明白了，原来他一就手，把小马驹子也卸了，也提前放他回家了。放了也就放了，李和民那李和民，你不该顺手抽他这一鞭子！马这东西，敢情它恋群。我跨下的这匹“苗团长的坐骑”先是一机灵，紧接着从走变成了“颠儿”（小跑），然后迅速转成了“搂”（快跑）。马背上的我，可惨了。因为咱没有驾驭马的功夫，只有让它驮着跑的能耐。心里一边埋怨：“好你个李和民，这不是要我好看吗？”两腿紧紧夹着马肚子，双手玩儿命攥住马鬃，嘴里念叨着：“老天爷保佑，千万可别掉下去。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耳边只听风声飕，飕。五、六里地眨眼之间就到了。还别说，这匹当年的坐骑跑起来还真他娘的稳，还真没把咱摔下去。眼看着那匹小马驹子，撒花尥蹶子的一直跑进马厩里，这匹坐骑也想效仿。马厩前面有一横排碗口粗的栏杆，是平时拴马用的，离地有一人多高。小马驹子一低马头“噌”，钻过去了。我看出来了，这匹坐骑肯定也要钻。弄不好，我会被那碗口粗的栏杆，撞个满脸花。重了，撞死、脑震荡保不齐，最轻也得撞得满地找牙。来不及细想了，说时迟，那时快。马一低头，我抱着马脖子，跟着一猫腰――嘿！居然也过去了。我直起腰，刚要高兴。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又有一道难关来了。什么呀？门框呀！栏杆距门框也就三、五步远，马跑起来也就是一、两步。我直腰了，马可没抬头，它低着头就往里闯。这时候什么低头、猫腰都来不及了，太近了！我急中生智，看准了门框“噌”，一个旱地拔葱，从马背上腾空跃起。马从胯下跑进去了，我可挂在门框上了。老饲养员士群他爹把我给摘下来，只觉两腿发软，出了一身白毛汗，酒劲儿全过去了。一会儿，李和民的车到了。我看见他那笑嘻嘻讨人嫌的样子，坏骨头样儿大了，跑过去追着一通乱槌。他一边躲、一边辩解：“我哪儿知道你真不会骑马呀？”您说他多会找辙。惊险过去了，后遗症来了。因为骑的是光屁股马，没马鞍子，咱又不会就着那个劲儿。马的脊梁骨把我尾椎骨那儿的皮麽破了，三、四天长不好。上什么药也不管用，老流水儿。还是车老板子杨贵田有办法，从家里拿来一种黄色的粉面，抹在伤处，不几天就长好了。他说这是一种植物，叫“马粪包”，秋天，果实长老了，里面结出一包粉，专治这个毛病。这叫“骑光屁股马铲了屁股”。还对我说：“多亏你骑的是光屁股马，你以为有鞍有蹬就那么好骑呀？甩蹬离鞍，那也是功夫。万一人从马上跌下来，脚还在蹬子里，能把你拖死！”一席话，说的我直冒冷汗，以后再也不敢轻易骑马了。三十多年过去了，老饲养员士群他爹和车老板杨贵田都已经故去。老同学李和民也在一九八七年，因遭雷击而与世长辞。可那段骑马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里面几位主人公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真是天地悠悠，往事悠悠啊。

    二、坐马车  这几年，不用说马车了，就连一匹马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各连的马号都改成私人住宅了。可是当年我们在的时候，马车绝对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不管是往地里送饭，还是去分场、总场，每次都离不开马车。那时候工作十五天，才休息一天，称之为歇大礼拜。如果赶上农忙，一、二个月都休息不了一天。所以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大家高兴极了，就跟过年一样。你看吧，休息日那天一大早，去购物的，串亲戚的，男男女女，坐满了一马车。一路上边走边聊，不时发出阵阵欢笑声，嗬，那叫美。即便这样，除了拉人，马车还得送点大豆呀，拉回点饲料呀，充分利用嘛。记得有一年冬天，好不容易休息了。我跟朱加康约好了，一块儿去分场。为什么跟老朱一块呢？这得说明一下；因为老朱是我的偶像！真的。老朱原本不是六连的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珍宝岛打仗那年，从饶河边境清边下来的。说是怕人家趁着打仗，跑到苏联那边去。其实哪儿有那麽八宗事儿呀？人家五八年就是中尉排长，珍宝岛打仗的时候已经干连长了。几十年后再重逢，谈起此事；他说：“那都是不可能的事。五二年抗美援朝，部队在朝鲜打散了。我们忍着伤痛，饿着肚子，昼伏夜出，走了好多天，才回到了部队。要打算跑，那时候多方便。这时候了，老婆孩子一大堆，我跑苏联干什么去？真是猴拿虱子――瞎掰！”刚到六连，分配给他们家一间破草房，我去给他们修门窗。发现此人不一般，几天前还是没人住的破的不得了的地方，让他给收拾的焕然一新。接触的多了，发现他不光干活棒，而且歌儿唱得好，少有的男中音。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很快的就成了朋友，干啥都愿意跟着人家，就连休息上分场也不例外。那天，我还特意打扮了一番，脱去了破黄绵袄，穿上了我妈给我寄来的兰面猴。赶车的老板子是孟庆林，车上先装了大概有两千斤的大豆，麻袋上坐着我们一帮人。记得当时的积雪很厚，老板子把鞭子一甩；“叭！”车后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车辙。这时侯，起风了，刮起了“烟泡儿”。马车到了分场十字路口，停下来。我和老朱率先跳下了马车，一左一右，顺着车辙向商店方向走。另外的人们也纷纷下车，各奔东西。谁也没打听；马车上的大豆拉到哪儿去？我和老朱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走。没说几句，只觉老朱突然间一个旱地拔葱“噌”，从车沟里一下蹦出去老远。我这儿正纳闷，刚想扭头看看是怎么回事？可坏喽！一颗硕大的马头，鼻子里喘着粗气、嘴里喷着唾末，一下子把我撞到了。原来，马车也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速度当然比我们步行快。车老板呢？哪儿去了？哪儿也没去。这位孟老先生，为了避风，根本没往前看。正抱着大鞭子，面朝后，脑袋缩在皮袄里，在那儿眯着呢。我倒在车沟里，脑子一点不迷糊。只看见一个大黑胶皮轱辘向我压来。当时我明白，三匹马，十二只蹄子，任何一只踩上我的脑袋，“噗哧”，如同踩一个烂西瓜一样。要是顺着沟，让大胶皮轱辘从脚到头压一遍，车上还有几千斤大豆那，不用说，“屎都得压出来！”心里说：“可不能让他压上我！”求生的本能促使我一滚，“噌”，从沟里滚出来了。出是出来了，方向错了。应该往外滚，一着急，滚中间来了。柒蹬咔蹬，大马蹄子刨着雪花，照着我就踩下来了。我两眼一闭，两只手一抱脑袋，心说：“完了，小命吹喽。”就等着一命呜呼、驾鹤西行了。嘿，过了会儿，没事。真走运。大胶皮轱辘没压着我，十二只大马蹄子没踩着我，马全蹦过去了。只不过新棉猴被踩出两个大口子，真悬那。再说老孟呢？他抱着大鞭，脸朝后正眯着那。忽然，呓？怎么从车底下钻出来一个大麻袋来呀？不对呀！麻袋没有蓝色的呀！再一看，忽忽悠悠，忽忽悠悠，麻袋活了，站起来一个人来！唉吆喂，他赶紧刹住车，扔下大鞭子，小脸煞白的跑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浑身上下摸了摸我，发现还没腿折胳膊断，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晚上，我们都办完了事回到连里。开饭前，孟庆林找到我，非要喝二两不可。三杯酒下肚，他说：“德安那，今儿这事我是越想越害怕，悬一悬那！我要是真把你压死了，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你妈问我：‘我们家德安呢？’‘让马车压死了’。‘谁赶的马车呀？’‘是我，我赶的马车把他给压死了。’你说这话让我怎么说？”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老孟已定居美国了，最近在洛杉矶开了一家“孟府国医院”，光学生就有二十多个，混得还不错。老朱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搬到师部去了。那儿有他儿子儿媳开的两个超市，自己没事还喜欢种点什么。不为别的，就为了活动一下身子骨。毕竟干了一辈子体力活呀！

 

 

2002／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