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地重游北大荒
魏德安
二00一年的七月份，我回了一趟北大荒。那里，曾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十七岁到二十五岁，就是在那儿度过的。回想起来,此行感觉好极了；舒服，开心。真有点儿：“乐不思蜀”的意思。先说天吧，北京的夏天湿度大，再加上工业的废气、汽车的尾气，搞得天空是灰蒙蒙的，晚上12点钟之前甭想睡觉。我乘坐的17次特快一到哈尔滨，喝，立马感到凉快多了。换乘上“沃尔沃”大巴以后，更是越走越凉快。再看天空，那叫一个兰，真是“蓝天白云彩”。
其实道理很简单，城市里用氧气的多，供氧气的少。而这个地方万亩森林、庄稼地，人口又少，所以供氧气的多，用氧气的少。你说；他怎能不“蓝天白云彩
”？想当年探亲回趟家，下了慢车换快车，路上得走上二、三天。现在，不到一天，只用了二十叁个小时就到了。从哈尔滨到宝清一水儿的高速公路。进口的“沃尔沃”大轿车真棒，带卫生间的。司机老哥的驾驶技术更棒，一路上时速老是百十来迈，最低也得七、八十，最快上过一百二。路两边庄稼、森林、草甸子全是绿色，真像“绿色的大地毯”一样。高速公路随着地势的变化而变化，不断的起起伏伏、曲曲弯弯，就像一条带子，把城市和乡村连了起来。放眼望去，绿地和蓝天连在一起，啊，那就是地平线。坐在这高速疾驶的大巴车上，置身于蓝天白云和“绿地毯”之间，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简直就像在飞。忽然间，我突发奇想；这地方要是建一个“滑翔机场”准合适。就这样，在一边观赏着美景，一边不断的遐想中，我又回到了三十三年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而今的“黑龙江省国营八五二农场。”我那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吃过晚饭以后，负责接待的领导说：“一路上辛苦了，今天就不再安排别的活动了，早点休息吧。”我和同去的张文，哪儿呆得住哇？张文是一位老铁道兵，五十年代就来到北大荒，在这儿干了二十几年。如今，也是几十年后重回故里，急切的心情跟我一个样。俺俩一合计；走，看看老熟人去。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张戴彦家。这位当年一身戎装的志愿军上尉、“文革”时期的“牛鬼蛇神”，如今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可他依然是那么目光炯炯，立刻就认出了张文。张文用手指指我，问他：“你还能认出这一位是谁吗？”张文心里说：“六八年那时候你正挨斗，呼拉来了一大帮子‘知青’，我看多半记不住。”没想到，八十岁的张戴彦张口就喊出我的名字，并用两只大手一下攥住我的胳膊。然后，又说出一句话，当时把我们俩全“镇”住了。他说：“全凭你一句话呀，俺们家立新成事儿了”！呦，此话怎讲？立新到底成了啥事儿了呢？原来，想当初我们都是六连的。那时候干完一天的活儿，虽然很累，我们到底是年轻，恢复得快。吃过饭，洗完、涮完了，总要娱乐娱乐。我们屋里经常是刘勇拉二胡、小贺敲扬琴、我吹笛子，有时候梅放也拉着手风琴过来凑热闹。一有响动儿，招人哪，老有一帮小孩儿来看热闹，立新就在其中。那时候他还小，也就是八、九岁，刚上二、三年级。小孩长得白白净净,挺老实的，夹在孩子中间认真听。记得有一回，可能是玩儿累了，听着听着，就在我们炕头儿上睡着了。
后来，我调到了中学，教俄语。几年以后，立新上了中学，我正好教他。本来他就是一个好学生，再加上我的课又比较新颖：讲故事呀、教他们用俄语唱歌呀，所以他学得很投入，被我指定当了他们班的外语课代表。一次家访的时候，当着立新的面儿，我对张载彦说：“立新这孩子发音准，舌头好使，努努力，是个学外语的好材料。”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立新可记住喽。工作以后，他分配在基建队当瓦工，一直自学英语。后来考上佳木斯大专，回来代了些日子课，又上了几年大本，到总场学校教书。正赶上那阵子总场和加拿大谈一个项目，用上他了。这下子，又是出国、又是谈判、又是陪老外的，在当地正经风光了一阵子。张载彦见儿子这么有出息，自己也觉得脸上有光。当老师那几年，我自学过“教育学”，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克连科”说过：“进步的关键在于信任和鼓励”。通过立新这件事，再一次印证了这个道理。咱一句平常话，也就是表扬一下，鼓励一下。可是这句话在立新的心中却很重要，因为那是“老师说的、是北京青年说的”。
到那儿的第二天，热闹喽。听说老师回来了，六连的孩子们全来了。二十来人的一个班，一下子到了十六个。一分场的、二分场的、良种站的、红兴隆的，全都是跑了几十里、上百里的路，专门来看我。当年他们才十来岁，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如今都是四十岁出头的人了，可在我面前，还是孩子，依然那么热情，那么风趣。一个个非让我当场认出每个人来不可。我望着那一张张笑脸，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陌生。我连忙“启动人脑”，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一个一个仔细的辨认着：“啊，你，小英子，当年的班长，对不对？你，小结实，那会儿老爱穿一件黑棉袄，屁股后面总跟着一只小花狗，是不是？”“啊，对！是！”孩子们欢呼着，高兴着。认出来一个，高兴一个。他们为老师还能记得他们而欢呼雀跃。最后，十六个人，一个不落，全都让我给认出来了。“哎呀，老师，你还真行！”“来，干杯，祝老师身体健康！”兴奋中，我对大家说：“你们的栗老师也很想你们，临来的时候嘱咐我，多给你们照几张相，她想看看你们都长成什么样了？”此话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纷纷念叨起了栗老师，几个女孩子还有点儿眼泪扑撒的。也难怪，栗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相处的时间更长，感情更深。“想跟你们的栗老师说说话吗”？“想！”还跟小时候上课一样，男孩女孩齐声回答。由于受情绪的感染，一向扣扣索索的我，这时候慷慨地打开手机，叫通了北京栗老师家的电话。
“喂，栗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一部小小的手机，在十六双手上传递着，说着说着，只叫一声“栗老师”，已是泪流满面了。我请楚地感觉得到，电话的另一头也在呜噎。听着听着，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那一晚，我喝高了，失眠了，想了很久很久。大老远的，我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地方固然吸引人，更重要的，还不是为了这些人吗？还不是为了这些人心中的那分浓浓的情吗？
第三天晚上，当地有个“社火”，广场上，人们扭起了大秧歌。我一眼看见了队伍中，带着墨镜、“骑着小毛驴”扭哒扭哒着的，正是老熟人滕和福。我和老张连忙跑上前去，追着屁股给他照相。闪光灯一闪，又招来俩熟人，谁呀？也是我的两个学生，六连卫生员张医生的儿子绍龙和绍龙的妹妹菊香。我和老张在火车上还念叨过；听说张医生去广西了，这次来如果见不着他，那可太遗憾了！因为当年老医生和他家是邻居，住一趟房，关系不错。我那，跟他们一家子“更鉄”！首先得说张医生两口子人都不错，再加上他也爱拉个二胡什么的，俺俩是“知音”。记得有一年春天，正是“化冻”的时候，我病了。肚子里拧成个疙瘩，疼得够呛。在医务室治了半天，又扎针灸又吃药，不管事儿，还是疼。张医生说：“你这是受了凉了。”然后，把我带到他的家里，上了热炕头，烧热了两小勺香油给我喝了，说：“给你盖上被子，先休息会儿。”我正在迷迷瞪瞪的时候，有人叫醒了我，一看，是张大嫂，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轻声说：“别空着肚子，趁热吃了再睡。”我吃下荷包蛋，不一会儿，真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家，梦见了我妈。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一觉醒来，已是掌灯时分，肚子不疼了。打那儿以后，贯出毛病来了。只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不上医务室，我直接就往他们家跑。这么好的人，如果见不到，那得多遗憾。此刻见到张医生的儿子绍龙一问，他说：“我爸刚回来。”你说巧不巧？菊香说：“老师，现在俺全家都搬到良种站了。明天一早来接您，咱家自己有车。”嘿，好，还没回“老家”六连，先跑到“良种站”来了。见到张医生，那叫一个亲热。后来，几个人一合计，干脆中午这顿饭到五分场吃去，看看老指导员赵天柱，晚上再回来住。
昔日的“赵天一大柱”，曾经是海军少尉，当指导员那会儿，是何等的威风！如今可老喽！这位七旬老人，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见了我们，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拘谨。饭桌上，为了活跃气氛，我故意问：“赵指，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说：“七月四号”。我又说：“还记得不？三十三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七月四号，在欢迎我们的仪式上，您曾唱过一首歌，对不对？”“哦，记得，怎么讲？”
我说：“三十三年后的今天，我给您学唱一遍。”赵指导员用不太相信的口吻说：“都这么长时间了，就听过那么一遍，你还能记得？”我洋洋得意地说：“记得记不得，听完了您再说。”说完我站起身，拉开架式，模仿着他的表情、声调，放开嗓子唱了起来：“一辆马车奔向前，马车上坐着一个车老板，看年纪不过二十郎当岁约，身体强壮肩宽腰又圆那。昨天我在舰上当水兵，今天我当车老板，我把大车当军舰，马儿就是我新的伙伴。吆，嗬嗬，看看我这个车老板，喔，喔嗬，驾——”！尤其最后，一晃鞭子，一甩腔，“帅呆了”。听得老指导员直劲儿拍巴掌。“哎呀，你还真行。当初我怎么没发现那”！我心里说：“当初在连里，您是皇上，咱是个无名小卒，哪儿能瞧得见咱那。”唱完歌儿，气氛活跃多了。赵指喝下一杯酒，用手抹了抹嘴，叹口气，说道：“回想起当年那，我把你们管得太严了，有点儿过了”！这倒是实话，记得搬宿舍的时候，陈通因为没按照连里的指派，找了几个合得来的，提前搬了一天。就这么点事儿，楞开会斗争了一回。有人喊着：“把他揪上台来，让大家看看他的嘴脸”―――孟庆林无意中说了一句：“有什么别有病，没甚么别没钱。”得，立马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批深批透。有人还针锋相对的提出：“有什么别有私，没甚么别没毛泽东思想”。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晚上，我们回到了“良种站”，住在了张医生家。他的儿子，现任良种站站长张绍龙，问我：“老师，你还记得咱们骑车上分场看电影的事不？”一句话，又把我带回了三十多年前。能不记得吗？那时候，文化生活特别贫乏，看一场电影太不容易了。只要听说哪儿有电影，不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得看去。那时候物质也缺呀，自行车成了稀罕物。当地称自行车叫“单车”，张医生家有这麽一辆。我能借出来，好大的面子呦。绍龙那时候还小，也想看电影，怎么办哪？我就骑车带着他，一块儿去。有一次，是个冬天，那天没月亮。在连里还没觉出什么，等出了连，骑车上了大道一看，傻了，天地一个色儿。地面跟镜子似的，倍儿滑。我正在玩命往前蹬那，一不留神，扑嚓，摔了个大觔头，自行车摔出去老远。就那，俺俩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雪，接茬儿骑。你说有多大瘾头。回想起这些有意思的往事，那晚，我们聊呀，聊呀，忘记了时间——。
由于我们的到来，老提六连，引得张医生也想回去看一看。第二天，绍龙开着车，拉着我和两位老张，一块儿回到了六连。啊，六连，几回回只有在梦里重游过的地方，我终于又回来了。真是，房也亲，地也亲，人更亲。头一个见到的是张宝忠，外号人称“老道”。当时，他正躺在炕上看“风神演义”，老张文上去就是一掌：“还没死那？老家伙。”这是北大荒人特有的礼节、特有的问候。“啊，啊，还没那。”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忙不迭的爬起来。等看清楚了来人，一脸的惊异，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耶，你几个咋想起来了呢？”六连里有一大帮子山东人，那些年老和他们在一起，我都学会说山东话了。我是“俺”，你是“内”，管爸爸叫“爹”、妈喊“娘”，昨天晚上不能讲：“坐个碗上”，得说“夜儿后哼”。回京以后这些年，开着车走南闯北，碰见山东人；“咱是老乡”，说起山东来；“那是俺老家”，再说细点儿；“俺老家山东省济宁专区梁山县，村名就叫商老庄。”可蒙了不少人。这会儿仨老张碰一块儿，有的聊了。他们是“鱼友”，有着共同的爱好——打鱼。我们四个人边聊边走，边走边聊，从农具场到晒场，从晒场到马号。农具场还在，只是机械不多了。当年的农具场上，一边是“康拜因”；又是“自动”、又是“牵引”，另一边是拖拉机；一水儿红色的“东方红”，排得是整整齐齐。早晨起来，一块儿发动，真是“马达轰鸣”震天响。晒场的变化就更大了，印象中一囤囤的大豆、小麦，没了。高大、坚固的晒场棚，不见了。说是该买的买了，该分的分了。只有几大块水泥场地，空荡荡的，还在。我站在空荡荡的晒场上，当年麦收的热火朝天景象又浮现在眼前。
每年麦收的时候，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满场院的麦子，金灿灿的。汽车、拖拉机一车一车不断的往这儿拉，然后摊开在地上晒。女人们翻场，用木锨把麦子多翻几遍，为的是快点儿晒干。男人们上囤，就是把晒干了的麦子囤起来。小伙子们个个光着膀子，头上蒙块包袱皮儿，包袱皮儿的俩犄角用牙这么一咬，蹭，一哈腰，装满麦子的麻袋就上了肩。麻袋不扎口，手还不用扶。颤颤巍巍从跳板上去，一欠身儿，趁着麻袋往下倒的时候，用手抓住麻袋的犄角往上一提拉，“哗”！麦子进囤了。干这活儿饭量大，五、六个馒头下肚没多会儿，肚子又“咕咕”叫了。所以一到麦收的时候，净吃好的，还经常“加餐”。“抢场”最紧张了。正干着干着活儿的时候，远处天空出现了乌云，粮食保管员马上会敲响“抢场”的钟声。“当———”，只要一听见这钟声，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儿跑。晒场上，马拉着大推板，几个人拉小推板，赶紧归堆。人们有拿木铣的、拿扫把的，抱席子的、抬苫布的，忙而不乱。堆的堆，扫的扫，盖的盖。倾刻之间，刚才还摊开晒着的麦子，神话般的全苫好了。大雨下起来了，晚喽。这时候，人们躲在棚子里，说着、笑着，打着扑克，仿佛在庆祝自己的胜利。再看眼前，冷冷清清，无声无息，一切都成了过去。那种热火朝天、人欢马叫的场面恐怕是再也不会有了。
从晒场回来，我们往马号走去，这时候太阳已经开始下山了。老远的就看见路口那儿，有三个人影在晃动。走近了，发现是一个老人带着两个孩子。正在玩耍的孩子忽然说：“爷爷，肚子饿了，想吃馒头”。老人一边弯腰干着什么，一边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说：“再等一下，咱们就回去吃饭。”张文听罢，认出了老人，喊了一声：“王化文”！一下子冲上前去，两双大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王化文的脸抽搐着，眼眶里饱含着泪水，半晌说不出话来。原来，他听说我和张文要来，每天带着小孙子在路边等，已经等了两天了。他和张文都是老铁道兵，又都是贵州老乡，关系非同一般。没想到我俩没回六连，先到“良种站”去了。“马号”已经没有马了，这儿成了老王的家了，晚饭就是在他家里吃的。吃饭的时候，张宝忠、姚久成、李永年等等，老熟人们全来了。大家聊呀，聊呀，我总结出了六连“四最”。哪“四最”？第一，年龄最大的人，当属丁吉思。今年已经八十三岁高龄，每天还骑着自行车下地，收工还得驮回一大捆豆子、柴禾之类的，身体是真棒。第二，工资最高的人；当属李玉华。她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退休在家，每月退休工资一千多元，全连第一。第三，感觉最知足的人，当属李永年。按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当年的‘盲窜流’、‘地主狗崽子’、‘老黑’，后来入了党、提了干，退休的时候是连长。现在的退休工资每月六、七百元，比老连长李申庆拿的都多。人家老李是五几年的兵，干了那么多年的连长，现在每月才拿三、四百元。咱就知足吧。”第四，记忆最差的人，当属李连长的爱人小葛。甭管谁提起当年多大的事、多小的事，她都是那一句话：“你们说的这些个事儿，咱咋就不记得呢？咱咋就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呢？”不知是真的忘了，还是有意回避什么？
这时候，传来消息说；请我俩吃饭的人家儿太多，排队排出一个礼拜的了。提起吃饭，北大荒人历来是讲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而且每到一家，准是把儿子、儿熄，姑娘、姑爷，加上孙子、外孙子，全请回来，一家人欢聚一堂、高高兴兴的，跟过年一个样。到了谁家，都讲究“喝好喽”。什么叫“喝好喽”？干脆说吧；就是得“喝高喽”“喝醉喽”。要说劝酒那真是一“绝”，有点儿像蒙古族唱“祝酒歌”。你要是不喝，他就老唱。这儿的人，讲究说一大堆的规矩，摆一大堆的理由，目的是你得把酒喝了。等你刚喝完了，又换一个人，接着劝，接着喝。轮番劝你，轮番喝。实在不行，跟你来武的。像李桂玉大妈这样的，真敢掐着你的脖子楞灌。你还没办法。因为她的力气比你大。据说当地银行行长王扬，就是这么到在酒桌上的。果不其然，喝到第四天头儿上，张文就被灌得拉了稀了。按他的话说：“咱们赶紧走吧，要不然，非得‘胃出血’不可”。
回到分场场部，我马上去看几个老熟人。六连一些能折腾的主儿，差不离全搬分场来了。头一个去敲曲宝智家的门，他不在，说是去吉林打工去了，老伴儿郝桂岭练健身操去了。第二个去找张长华，正好在。老张如今已七十多岁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当年他在马号赶马车，顺便管卖牛奶。因为奶牛是连里养的，牛奶买得特别便宜。一毛钱一斤，打一斤撕一张小票。我和同屋的大鹏嫌每天撕着太麻烦，每月买完了干脆全交给老张，每天都喝不就完了吗。所以他每天卖一圈之后，最后到我们俩这儿来，连桶都放这儿，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再拿走。桶都放这儿，桶里剩的奶自然全归我们俩了，足喝。牛奶这玩意儿真是好东西，长期喝它，身体就是棒。三九天，多冷啊。夜里解手，我就穿一个小裤头跑到外面，解完了赶紧跑回来，楞不带感冒的。老张还有一招拿手活儿，剃头，那些年我常找他剃。此时他嘴上念叨着：“都这么些年了，还记得我给你剃头啊？我现在人也老了，手也打哆嗦，拉了口子可别怪我。”手上却是嘛利快，不一会儿就给我剃成了大秃瓢。我用手摸了摸光头，嘿！那叫舒服，那叫痛快。我用手机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北京，不一会儿好几个电话打过来。连孟庆林也从美国来了国际长途，问的那个细呀，连场部一进门的招待所和看招待所的老何头都问到了。老张两口和他的儿子爱民，轮着个儿跟老孟聊，电话打了足足四十分钟。晚上，领导们过来探望，说：“你们这几天都跑到哪儿玩去了？害得我们连个人影儿都找不到。”听了讲述，又说：“明天听我们的安排，咱们去‘蛤蟆通’水库，吃‘鱼宴’去。
次日，风和日丽，桑塔纳轿车载着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哈蟆通水库。这儿真不愧是852第一旅游景点；四面青山环抱着方圆几十公里的一潭绿水，加上蓝天白云的映衬，真可谓景色宜人。七〇年的冬天，我们曾在此挖水库，大干了一个冬天。现在的冬天叫“冬闲”，人们一般都是备足了吃喝在家“猫冬”。那时候，越是冬天越大干，千军万马开赴水利前线。大家吃、住在一块儿，热闹极了。每个连有两个半地窖，男、女各住一个，剩下半个是伙房。一些水利工地上的专用语；至今没忘。像“拉犁刀”、“背冻块”、“抬大筐”、“放大炮”等，各有说道。“拉犁刀”就是头一天收工之前，趁着地还没冻上，大家拉着犁刀在地上犁出方格子。一夜之间，冷空气顺着刀缝儿进去，把地冻成一块一块的豆腐块儿。明天来了，第一道工序就是把这层冻土块儿，起下来，背走。哪一块儿也得一百多斤，不轻啊。抬土的时候，都想多装。筐满了还不行，喊一声：“加个馒头”，装土的人就把筐拍成“坟头”状。我和大鹏就曾抬断过扁担，真是“生猛”之极。提起“放大炮”，倒让我想起来一件尴尬事儿来，甚是好笑。
有一年冬天排水，地点是在“小孤山”哪，还是五分场呀，记不清了。反正工期长了点儿，大家都想早点儿完活儿回连里去。于是爆破时候，炸药越填越多，炮越放越大。那天天刚蒙蒙亮，工地指挥长起来上厕所。他刚蹲那儿，炮响了。炸起来的冻土块儿，像漫天的黑老鸦似的飞起来。大快儿的就近落下了，小块儿的飞得远，有几块辟赤啪察掉进了厕所，差点儿砸着指挥长的脑袋。这还得了，可惹恼他了，马上召集各连指挥开会。为了有确凿的证据，拿到会上说事儿。他顺手抓起那几块冻土块儿，放进了棉大衣口袋。不大一会儿，各位指挥们、连男带女的全来了，围着桌子坐了一圈儿。指挥长开始训话：“昨天咱们刚开完的会，三令五申不许放大炮、不许放大炮，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儿？还别不承认，告诉你们，我这儿可有证据！”说完，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块“证据”，“啪”，理直气壮的往桌子上一拍。一下子，把所有在场的指挥们全震住！都傻了！指挥长低头一看；嗯？这是什么东西呀？我的天，他拍出来的竟然是几块冻得梆梆硬的大屎巴厥子。嗨！你说这事儿闹的。原来，一是因为天刚亮，光线不太好。二是他老人家是个近视眼，六百多度。再加上他当时怕砸着，慌手忙脚的，错把这“劳什子”当成冻块放口袋里了！一时间，此佳话立马就在水利工地传开了，着实让大家伙儿捧腹大笑了好几天。
触景生情、一番回忆之后，我们正式开始了游览。首先来到水库边，我发现这儿新添了不少船只；一艘大汽艇，两艘小汽艇，还有十多只木船。刚好这时候大汽艇靠岸，同来的殿广说；“船主是我家亲戚，我坐过几次了，你们兜一圈儿去吧，我俩唠会儿磕。”汽艇开动了，身後泛起一片白色的浪花。由于没受到什么污染，这里的水很清澈。汽艇驶到水库中心，围着“孤山”小岛转一圈，再回到岸边。看看表，往返用了五十多分钟。由于有了这一潭绿水，使得附近不少旱地都变成了水田，如今北大荒吃大米已经不成问题了。当年的时候，我们一年也难得吃上几顿大米饭。想吃米饭得用汽车拉着白面，去很远的地方，找朝鲜族老乡去换。开饭前，一旦听说吃大米饭，大伙儿甭提多高兴了。一个个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儿，这个说：“我得吃三碗。”那个说：“我得吃五碗”。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大米饭，摊鸡蛋，撑得王八直打转。”当时谁还管他“打转”不“打转”那，大家不分男女，都放开肚量，玩儿命“招呼”。下了汽艇，走进水库边的“蛤蟆通饭店”。这是一座三层建筑，装修得还算不错。进去一看，全是包间，间间爆满，生意还“挺火”。小老板才三十来岁，见我们来了，又是沏茶又是递烟，挺客气，一看便知是熟人。他自我介绍说：“俺是盲流，十六岁那年投奔俺姐姐来的。念了两年书，十八岁工作，就在水库。刚干了一年活儿，因为一点小事儿，蹲了一年‘笆篱子’。出来那年二十岁，贷款三十万建了这个饭店，三年就还上了，一直干到今天。”我说：“一年十万，干了十年了，好家伙，你现在是百万富翁了！”小老板点点头，坦诚地说：“加上这个店，有了。光现金可没那么多。”我心里说：“废话，我指得就是总价值，谁跟你说现金了。”
“鱼宴”摆上来了。你还别说，真是“别具一格”；各种各样的鱼、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口味。每端上来一盘，小老板就赶紧介绍；这叫什么什么鱼、是怎么怎么“精心炮制”的、吃起来是如何如何鲜美。并且频频举杯，说：“唉呀，我能有今天，全仰仗着这个水库呀。当年你们挖过水库，是前辈呀，是恩人呀！真得好好谢谢你们呀。”听着赞扬，吃着“鱼宴”，我忽然想起了另一次吃鱼。地点也是在这儿，蛤蟆通水库，那次虽然是缺油少盐“侉墩的”，但吃起来却别有一番味道。咋回事呢？
当年，继北京青年来了之后，又到了一批上海青年。北京的除了仨一群俩一伙比较“铁”以外，大部分是各自为战。而上海青年却不同，他们有很强的帮派意识。他们管水库叫“山上”，山上有一位人物。此人姓崔，名根发，绰号“吹破天”，是山上所有上海青年公认的“大哥大”。有一天，他发表了一个观点；称：“凡不是南方祖籍，又没有在上海长期居住过，这样的人学讲上海话，任凭你怎么学也是南腔北调，一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有咱哥们也夫在场，表示不服，跟他“搬杠”。说：“凡事都有特殊，不能一概而论”。并举例说：“我就知道一个某某某，既不是南方人，也没在上海居住过，上海话学得挺像样。”“破天”坚持说不相信，楞告诉说：“一听就听出来”。也夫一看，争也没用，便说：“你不是不相信吗？好，哪天我叫他来一趟，跟你会会。”然后托人把口信带给了我。要说我这个人哪，别的能耐没有，就是语言模仿能力强。上学的时候就爱学外语，下了不少功夫。直到现在，有些课文还能熟练的背出来。文革了，下乡了，外语学不成了，就拿地方方言“咋伐子”。没事儿学说天津话呀、学说山东话呀，爱好嘛。上海人来了之后，开始是“听得懂”，后来是“讲得来”。不是学着好玩儿，“白相白相”，而是真下功夫。记得我学的头一段上海话是这么一段；“他们两个人，来到一块儿吵架，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上海话这么讲；“伊拉两尕豆，来啦一稻草项目，草到藕豆挡起来拉。”光死记硬背还不行，得学会“举一反三”。比方“夏天”讲“屋惕”，那么再碰见发“夏”的音就好办了。像“坐下来”“夏吉芳”就讲“坐屋来”“屋吉芳”，准没错。为了更像上海人，我还特意借了一身“行头”。那天，我起了个大早，“上山”了。到了山上，头一个碰见的就是“吹破天”。原来，他刚刚批了探亲假。为了回上海探亲，正在那儿砸榛子吶。我一拉门进去，他问我：“侬寻萨宁？（你找什么人）”我很自然地用上海口音回答：“也夫，伊拉到阿里起拉？（他们到那里去了）”他说：“伊拉做生活起拉（他们干活去了）”。我又问：“几第总屋白（几点钟下班）？”他又回答―――总之，这位“吹破天”先生一边砸着榛子，一边跟我一问一答，东扯葫芦西扯瓢，聊了将近俩钟头。这时候，大家回来了。也夫不知道演砸了没有呀？趁人不注意，小声问我：“怎么样？”我悄声的对他说：“蒙他一愣一愣的”。这下也夫心里有谱了，来劲了。提高了嗓门，冲“破天”说：“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不是南方人、又没在上海居住过的北京青年、某某某。”直到这会儿，“破天”还没纳过闷儿来那。看看我身上那一套地道的上海“行头”，想想刚刚聊了两钟头，没有一点破绽。他脑袋瓜子晃得跟波浪鼓似的：说：“不可能，不可能。”还不可能哪！这时候又有几个熟人过来证实，我也恢复了本来口音，对他说：“你也不看看我这俩片厚嘴唇，上海人有这样的嘛？”“破天”这时候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得不相信了。他大赫一声：“得，我认栽，今天我请客，给咱哥们上鱼！”那天的鱼，真好吃。一来是因为肚子里没啥油水，二来是因为我给咱哥们争了面子、露了脸，吃着硬气。所以虽然是“侉炖”的，可是吃起来却感到特别的香。
连聊带侃，一顿“鱼宴”吃下来，时间不早了。走出饭店，我们拾级而上，爬上了山顶的凉亭，放目眺望。此时已近黄昏，天边的晚霞映红了半个天空。牌楼上，“蛤蟆通水库王震”几个大字，在夕阳的辉映下，分外夺目。这是老将军在八十年代，最后一次来北大荒时写下的，如今老人家已经作古。是呀，人生在世，转眼就是百年。而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一个人的一生也就是一眨么眼。莽莽乾坤，演绎了人间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风云变幻，造就了世上众多实事英雄，芸芸众生，有谁能够把握得住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孤鬼冤魂，又哪一个不曾拥有过他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恐、惊！时光不停的流失，一切终将成为过去。只有江山依旧，宇宙永恒！站在凉亭里，面对着秀丽的景色。不知是由于环境的魔力，还是因为肚子里“北大荒老酒”起的作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伟大”“特明白”。想起几年前大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咱是谁呀？咱怕谁呀？整个儿一个‘混人也’”！是呀，有“近十年北大荒生活”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样的酒咱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事儿咱想不明白？再看看那些“为了挣大钱玩了命的，为了当大官丧人性的，为了‘三分钱酱油、两毛臭豆腐’家里打得鸡飞狗也蹦的。”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声：“行了，哥们儿，都什么岁数了。你当不了比尔、盖茨，也替不了江泽民。少吃一口两口，一时半会儿的死不了。折腾了半天，咱们早晚得到八宝山聚齐儿。真到了‘葛儿屁着凉大海棠’那天，也就是差着；您是‘单炼’，我们是‘论拨儿哄’这么点儿事。干嘛呐？累不累呀！”
从水库回来以后，时间安排不过来了。宝清县城李国平、李秀兰哥俩热情邀请。今非昔比，如今的秀兰已是副县长夫人了。二分场的领导也请，学校这边也请，简直分不过身儿来了。这几年老师没白干，当年热情投入，如今桃李满园，各级领导岗位上都有我的学生。只好“客随主便”，“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白了；只要接人的车来了，推托不了，就去，也不管是哪儿了，反正肯定是熟人。去二分场那天，张文风光了一回。他有一个老战友在基建连，想去看看。姚九成的二儿子在大连警校毕业已后分在这儿派出所工作，基建连正是他的管片。好家伙，后边桑塔纳里坐着张文，前面警官骑着摩托车开道，一路直奔基建连而来，弄得人家不知道来了个多大的官儿。我是没去基建连，被李吟芳、曾立军、郎利霞三个学生拉着教她们跳舞去了。现在各个分场都有舞厅，只不过普偏的水平不高。她们几个都有一定基础，稍加指点就好多了。由于教的认真，学的投入，招来了一批舞迷，围在四周观看。有几个显然不想放过这个大好机会，直跟我的学生提建议，说：“叫你们老师多呆几天，给咱们这儿办个班儿吧”。其实未尝不可，这“活儿”咱还真“练”过，无奈因为时间太紧了。老张文有点儿着急了，想回家了，甚至提前把哈尔滨至北京的车票都订好了。对李家哥俩的邀请，我也只好婉言谢绝。没想到第二天清晨，才六点钟，开来一辆大“红旗”。李家哥俩坐着副县长大人的专车，驱车百里，专程看望来了。并告知，就在前几日，熬了多年的副县职已经扶正，上调市里了。自然又是一番宴请，一番热情。送走李家哥俩，我们便踏上了归程。按老张的心愿，恨不能一步到哈尔滨，两步到北京，三步就回到贵州老家去。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路过红兴隆师部的时候，我必须得停一下，有一家人我非得登门拜望不可。谁家呀？朱家康、朱子兵爷俩一家呀。老朱一家子是“珍宝岛”打仗那年，“清边”来我们连的。其实人家那时候正经是连长，抗美援朝回国的时候已经是中尉了。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太好，说是怕他跑外国去，所以边境不让呆了。此人干活极棒，全连一、二百号人锄地，不分男、女、老、少，遥遥领先的总是他。连里的第一副篮球架子，就是他一个人用大祚木方子做的。那大木头方子，哪一根也得一、二百斤，愣一个人干，多大劲头子。而且他也喜欢拉二胡呀、唱歌儿呀，跟我有共同的爱好，俩人十分谈得来。子兵是我的学生，后来毕业留校当了体育老师，我们俩曾在一个屋里住了近两年。回京以后，唯一有书信来往的就是他们家。这么好的一家人，路过门口都不进去看一看，那怎么行啊？张文见我如此执着，只好同意了。领导们派专车，把我们一直送到红兴隆。当时，子兵的母亲听说我们要来，正站在门口望眼欲穿呐。
见到了老朱，如今他老喽，快八十的人了，能不老吗？我们来了，他十分高兴，亲自下厨房，焼了几个拿手菜招待我们。提起当年“清边”怕跑出国的事儿，老朱淡淡一笑，说：“都是没影的事儿。当年我们在朝鲜的时候，有一次战役部队打散了。几个人带着伤，忍饥挨饿好几天，才重新找见了部队。如果想跑，那时候早跑了。后来了，我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了，我跑外国干嘛去？猴儿拿虱子――瞎掰！”子兵的妈妈不怎么爱说话，饭也吃得不多。早早就料下筷子，静静的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吃，听着我们说。只是偶尔轻声的在我耳边嘱咐一句：“要多吃一点啊。”听着她那关切的话语，看着她那慈祥的眼神，不知怎么，有一种久违了的母爱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以至于回来以后好长时间，那种神态、那种目光，都久久让我不能忘怀。我特地去照相馆，把给她拍的一张特写放了好大的一幅，给她邮去，略表谢意，此乃后话。子兵如今还在学校教体育，她的妻子夏雅莉可是个人物。去年刚花了四十万买了一处店面，面积有一百四十多平米，在当地是最大的。起名就叫“雅莉量贩广场”，其实就是超市，叫法不同罢了。这样的店面她在别处还有一个，只是规模比这个略小一些。有趣的是；我们在这儿找到了温华业。当年他是我们的宣传队队长，如今已是农垦局老干部处处长了。这位处长大人如今春风得意，看上去比我还年轻十岁。自己每月一千八百多元工资，家里老伴儿还开着一个旅店，产权是自己的。这有钱人说话就是横，他对我和子兵夫妇说：“为了欢迎远道来的北京客人，今晚咱们好好热闹热闹。从走出这个门口起，一切费用我全包了。”那晚我们唱呀、跳呀、笑呀，真正是好好开心了一回。第二天，子兵夫妇不顾各人的工作，一直把我们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大巴车，真是情真意切，难舍难分。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哈尔滨，王占菊联系了几个老熟人在等着我们。他（她）们是翟新华、孟秀云、杨春芳、周希燕和韩梅。要说王占菊这几年可不容易，拉扯大了两个孩子，自己还小有建树。去美国、英国进修过，爱人黄君华也都跟着出去遛达了一趟。如今王占菊享有“特殊津贴”，是“有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而且这个人比较重情义，本连“荒友”们往返经过哈尔滨时，都由她来接待。最热情的当数黄君华和杨春芳，二人一直陪我们到火车站，送我们上了火车。大热天的，累得二人汗流浃背，实在令人感动。没想到，更令人感动的还在后头呐。
回到了北京以后，由吴仲华出资二千元，在“海天阁”大酒店定了一桌，大家聚一聚，让我讲一讲此行的见闻。那天正巧下雨，天气比较凉快。荒友们闻讯后，纷纷如期而至。出席的有；程大鹏、于丽霞两口子，老机务排长孔令云之女孔秀丽一家三口，张文和女儿银江，赵明精的女儿王芳、儿子王猛和女友，熊笃的儿子非菲以及陈通、小段、张哲、时寅、也夫、天君、小蓉、老毛、栗丽、维明、李燕明和平常不太容易见面的邹家怡，德廉携夫人也来了。总之是老、中、青三代，二十多人，满满登登坐了一大桌子。我带了“北大荒之行”照片集锦，大家争先传阅，感慨万千。我又把一路见闻和感想讲给大家听，并回答了大家各自关心的问题。当场还拍了不少照片，尤其是一张合影，更显珍贵。当晚回到家，抑制不住激情，睡下了，又爬起来。感慨万千，凝于笔上，写了一首诗，抄录如下：
“海天阁”词
―――为合影写个说明
照片上的老铁兵已年近古稀，
当年的“知识青年”也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剩下几个不是“子女”就是“邻居”，
奥，也有人称之为“亲爱的”。
来，合个影，留个念想儿吧，
明天我们又将别离。
有人要去大江南北，
有人要“飞”世界某地。
记住这次难忘的聚会吧，
二00一年
北京 夏季；
当时的天气———
天空正在下雨。
朋友，请你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这悠悠北大荒之情，
还有那块黑色的土地，
将永远保持着不可抗拒的凝聚力！
真的，不管什么时候，“荒友”们碰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我敢说，今生今世，这些人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块黑色的土地。
“北大荒之行”结束了，此行重游了故地，见到了熟人。实现了梦想，了却了心愿。品尝了：“鱼宴”，喝足了老酒。啊，不虚此行，不虚此行！这些天，心中老有一个念头；就是想把此行的一些见闻和感想记录下来，否则时间长了就会淡忘掉。正好，开始学习电脑了。我从小就有个爱好，经常写点东西。每当我看到报纸上或刊物上，把自己写的文章，变成铅字印成的豆腐块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于是，一边练习打字，一边写了以上这篇东西。叫它夹叙夹忆也好，叫它“流水帐”也行。凡正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主要为了练打字嘛。总之，写完了，心里也踏实了，像又了却了一桩心愿。以后有时间看看，以做留念吧。
魏德安
写于二00一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