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北京八中的物理实验班

北京八中64届高三毕业生    董   进

我由小学升入中学的时候，正赶上1958年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以前所未有的冲天干劲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奋斗在各条战线上，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地在祖国各地蓬勃展开，北京市教育口的各大、中、小学校的师生员工也无一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改天换地的变革之中。我进入“北京八中”初中班时，正是在这样一个使人热血沸腾的时代。教育战线因其自身的特点，各个学校除了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社会活动外，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进行教育改革必然成为学校的工作重点。八中的物理实验班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酝酿诞生的。

最初成立物理实验班时，主要是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实验班的正式成立是在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据当时听到的消息是，北京选取三个学校，每个学校各三个班，进行物理课的教学改革，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再推广到其他课程，最终实现中学五年制，向苏联的“十年一贯制”过渡。我们则有幸成为这一改革的第一批参加者。

虽然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们就是物理实验班了，但初中时的课程与普通班没有什么区别。当时的初中有8个班，8个班使用相同的课本，相同的课程安排。要说有区别，那就是教我们课程的周国正老师与其他老师有点不同，很有些特别的地方。其实，刚入学时我们就注意到这位与众不同的“先生”了（上中学时，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把“老师”的称呼改为“先生”，但周“先生”教我们物理课后不久，许多同学却又改“先生”称呼为老师了，这一点也许可体现出我们物理试验班师生关系的特点吧）。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先生”上班时都是骑一辆英国“凤头”车（带加快轴），西服笔挺，皮鞋、分头一尘不染，与一般教书“先生” 的形象大相径庭，很有些大学教授的风度。由这样的一位“先生”来教我们物理课，使我们有些紧张。但几节课过后，大部分同学都感觉周“先生”教的物理课很生动、有趣，使我们感觉比较轻松，这是与其他课程的开始所不同的地方。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物理是生活中一些现象的归纳、总结，但上升到理论高度后，又往往使人感觉抽象。如只把课本上的概念照本宣科地灌输给我们这些初识“物理”的小孩子们，我们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周老师（我一直是这样称呼的）却以日常生活中的行车、走路、开门、关门的例子，简单、明了的解释了这些入门的难点，使我们很快熟悉了作用力、反作用力、速度、加速度等基本概念，并喜欢上这门学好以后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课程。俗话说，开头好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入门的难点一解决，后面的课程就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般，一节一节的悄悄的渗入到我们的头脑中，成为我们自己的“本钱”了。就这样，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了两年，两年中我们从周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课本上的东西，同时也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在我的印象里周老师似乎是天文、地理、生物、化学无所不知的，因此我们不但喜欢听周老师的物理课，更喜欢听周老师在每一学期或每门新课程（力、热、声、光、电）开始时的绪论课，因为在那里有许多新的、未知领域的课题在吸引着我们，我们也渴望探索无垠的知识海洋。

初中毕业后，怀着对物理试验班的留恋，我仍然报考了八中并如愿以偿的进入了高中的物理试验班。八中的高中只有四个班，试验班也从初中的三个班缩减为一个班，就是我所在的三班（凑巧的是初中时我也在三班）。这也是全北京硕果仅存的一个班级了。我们班是32个同学（比初中时少了十几个同学），物理课仍由周老师教，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课本和课程进度与其他班级不一样了，周老师说是把部分大学课程的内容加了进来，一方面是试验学生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索教材的编写方法。由于内容变化了，我们的课本也与普通课本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手工刻印的16开本（用8开纸印好后折叠而成的）的大书。每一册书只印37本，可以说是印刷量（空前绝后）最少的中学课本。普通中学的物理课本是印刷厂用机器印刷、装订的，而我们的课本却全部是手工制造的。要知道，四十多年前是没有民用计算机的，连中文打字机也很少见，手工制造的印刷品全都是用铁笔、钢板一笔一划的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手工印刷机一张一张推印出来（就象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印传单那样）。我们高中三年的物理课本一共有十五本，近半尺高，都是老师们用这样的办法一字一字的抠出来的。每当我们拿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课本时，莫不为老师们付出的艰辛劳动所感动，同时也感到我们肩负责任的重大。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教材的编写和刻印，大部分是由一位名叫“林宛”的女老师承担的，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周老师在课余时间赶制出来的，为了使我们能及时拿到课本，两位老师为此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我们是无从知晓的，也许教材中老师们清晰、工整的笔迹更能说明这其中的艰辛。在高中二年级时林宛老师也给我们代过几节课，直到这时我们才得以认识这位幕后的操劳者。在这里，还应谈谈林宛老师，从外表看，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老师，但是她教的课除了和周老师一样清楚、明白外， 在言谈话语中更透露出对教材更深刻的理解和对学生更细致、周到的引导。这也许是林老师主要负责教材的编写以及女老师特有的教学方式吧。总之，我们从林老师那里同样学到了非常扎实的物理知识，尽管她教我们的课程只是屈指可数的几节课，我们仍然是受益非浅。正是这两位老师耐心、细致的谆谆教诲，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对中学所学的物理课内容记忆犹新。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我们的试验教材犹显珍贵，高中三年的这十五本书及三本笔记我一直珍藏着，跟随我由高中毕业到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几十年来，虽然因各种原因转移、调动了十数次，这些资料依然丝毫未损，一直保留到现在。可以说这些资料是文革前北京市中学教育改革的一个缩影。也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的一个成功范例的佐证。在我写这篇文章前，由周老师那里听说，主持、发起这次教改的是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国良，十年动乱中孙局长却因此而惨遭迫害致死。在此，我谨以此篇文章向文革前十几年间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孙国良局长、周国正老师、林宛老师及其他许多不知名的老师、员工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正是在你们的辛勤努力下，我们顺利的完成了高中三年的试验和学业，也为教育改革尽了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在本文的最后，我还要再多说几句。我们上高中三年级时，高一年级还有试验班，他们试验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应该是中学五年制的试验（即高一上完就上高三），但至少有一位当时上高一的同学，在文革前的1965年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成为我的校友。据说，他是最后一届试验班的学生，高中只上了两年。对他个人来说，他是幸运的，得益于这次特殊的教育改革，赶上了文革前大学的末班车，是最大的受益者，但1958年开始的这次教育改革却因十年浩劫而终止，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然而使我更为不解的是文革前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中学五年制试验”，在改革开放20余年后的今天居然无声无息的无人问津，不知又该做何感受！！

二○○一年九月四日完成

　

2007年5月3日最后一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