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北京八中”的劳动生产课

北京八中1964届高三毕业生  董  进

“北京八中”是北京市知名的重点中学之一，该校美丽的校园风光、优秀的教师队伍、良好的学习风气、骄人的运动成绩是为北京市民所熟知的，然而“八中”对学生的“生产劳动教育”的传统就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了。笔者作为“八中”的一名在校六年的学生，对此却是有深刻体会的。1958~1964年在“八中”六年的学习生活和“生产劳动教育”实践，使笔者受益非浅。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笔者将这方面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使更多的北京人了解“八中”的这段历史和传统。

现在的学生也许无法体会“劳动”是什么、对一个只有十几岁（确切的说笔者当时只有11岁）的孩子又意味着什么，当然也无法了解我们是如何在学习期间参加那么多劳动锻炼的，但这些劳动确实使笔者真实的感受了劳动人民的伟大，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社会实践经验。

早在1957年，毛主席就提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又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在这些指示公布之时，笔者于1958秋考入了八中。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以前所未有的冲天干劲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奋斗在各条战线上，而大跃进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由于时隔多年，许多细节的部分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学校是如何进行动员的（也许是在我们入学之前）、学生是如何开始的工作的、第一台炉子（当时叫“炒钢炉”）建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些新生又是怎么参加进去的，这些都已模糊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一件就是八中正门（现在已经没有了）右侧有全校仅有的一台冲天炉，无论白天、黑夜都能看到炉口冲出的熊熊火焰，这也是全校唯一能够炼出可以叫“钢”（最多也就是0号钢）的东西。第二件就是学校操场跑道两侧一夜之间冒出的两排“炒钢炉”。这些杰作都是高年级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完成的，我们这些刚进校门的“小蹦豆们”连打下手的资格都没有，唯一能做的就是后勤工作，说白了就是找材料，除了废钢铁就是耐火砖、耐火泥。对于现在的人来说这些可能没什么，可在当时的环境下找这些东西简直比彩票中奖都难，要知道那是“全民炼钢”啊！连街道的老头、老太太都在找这些东西，我们这些小毛孩子有什么办法？？不过还就是这些毛孩子创造了许多奇迹，维持了八中的那几十台“炒钢炉”运转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也简单，就是“不择手段”，能拣就拣、能要就要、能赖就赖、能偷就偷，反正都是为了1070（这是当时的口号，要把我国钢的年产量由1957年的535万吨翻番到1070万吨）。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两个低年级的同学（已经不记得是谁了），凌晨出发，拉了一辆小车，步行几十里，到“石景山钢铁公司”（现在的“首钢”）去要耐火材料，当时现场有许多讨要炼钢材料的人，有些单位的领导亲自坐小车去讨要，但他们都没能如愿，而唯有我们的这两个同学在天快黑时拉了一整车的材料疲惫的返回了校园。如果是在今天，大概花多少钱也不会有人去干这样的“傻事”吧？？！！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只要提起大炼钢铁，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不知道那时当做宝贝留下的第一块“珊瑚钢”可还有踪影，可能也只有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还能够记得那火红年代的那些难忘的经历吧！！

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许多人大概还知道吧？最有名的“人民大会堂”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我们曾有幸为这个以建筑规模和建设速度闻名于世的宏伟建筑出过一把力、流过一滴汗（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大概也是值得书写一笔的吧！

那是1958年年底的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很冷，那天是我们班例行的劳动时间（注1）。校外活动自然要排队统一行动，劳动课时排队就意味着到校外劳动。但那天的劳动课却不同以往，因为是很多个班级一同出发，我们实在猜不透什么样的工厂能容纳我们如此之多的学生。队伍带出学校向南、向东，很快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西侧。这里原来是一片平房，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高高的土堆，有许多人在土堆的各处忙碌着，我们的队伍被带到了土堆的最高处，到了这里才知道土堆的里面是很多纵横交错的深沟，土堆就是用这些深沟里挖出的土堆成的。从高处向下看，感觉沟很深，里面的人都小小的，他们正在挖沟里的土，沟边上还站了很多人，一层一层的把土从下面输送到土堆的上面。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最上面的土用小车运到土堆的四周，任务分配完，同学们就散开了，很快就融入了移动的人流中，刚才还是上百人的队伍，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周围都是不认识的大人们。在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宏大场景内，一个人显得是那样的渺小，但千千万万个渺小的个人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我们劳动的过程就不需要花费过多的笔墨了）。就是这个几乎（我当时没有看到什么机械）全部用人力搬运的大土堆的位置，11个月后耸立起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这就是我们进入八中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课外劳动，这也是特别值得记忆的一次课外劳动。

转眼到了1959年的春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热潮仍然在祖国的大地上涌动着，我们来到了北京最大的人民公社——“永丰人民公社”劳动。当时的“永丰人民公社”由三个大队组成（后来变成了三个公社）：东北旺、西北旺，马连洼，而公社所在地——“上地村”，就是现在著名的“上地开发区”。第一天的劳动可以说是既“简单”而又“好玩”（这是最初的想法），农民称之为“打坷拉”，就是用一个小镢头把地里大块的“土坷拉”打碎（这太容易了，跟玩一样），不等农民伯伯讲解完，我们就迫不及待的上阵了，每个人都拉开了架势，噼里啪啦一顿猛打，一大片大块的“土坷拉”就应声而碎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容易”、“玩”这些字眼就被眼前漫无边际的“土坷拉”掩埋了，随之而来的是“枯燥”、“乏味”、“疲劳”和“疼痛”，十一、二岁小孩娇嫩的双手如何禁得起连续不断的“打击”呢！一天下来，我们都蔫了，手的疼痛且不去说，在我们看来这么简单的农活都这么难干，农民伯伯一年四季都要在地里干各种各样的农活，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什么是“粒粒皆辛苦”我们总算有了初步的体会。

第二天，我们班有了新的任务（总算脱离了不好玩的“土坷拉”了，不知其他班级的同学还要与“土坷拉”奋斗多少天？！）。新的工作地点在西山脚下的“马连洼大队”，要走8里地，所以吃完早饭我们就出发了。当其他班级的同学继续和“土坷拉”搏斗时，我们却在早春的晨光中尽情欣赏着田野美丽的春色。8里地走了1个多小时，在西山脚下（隔着一条马路就是西山了）一片平整好的农田，确切的说是应该是“畦”边停了下来，这里就是我们新的工作场所。在畦里已经整齐的摆放着一排排带土的幼嫩菜苗（我认得那是西红柿的苗，上小学时在班级的自留地里我们种过西红柿、红萝卜、胡萝卜），一个农民伯伯拿着一个花铲，蹲在地里，在畦的一侧左一下、右一下、中间一下，三下就挖好了一个坑，然后把一棵西红柿苗放进坑里，两手一转，坑就被填平了，西红柿苗直挺挺的立在那里，就像原来就长在那里一样，同样，三铲、一转，另一棵西红柿苗又立在了畦的另一侧，后退一步，以同样的间距又种了两棵，前后不到半分钟，四棵西红柿苗就在新的家园定居了，看起来工作也不算难，但有了第一天的经验，我们也不敢轻视这项工作了。看完示范后我们每人领到了一个花铲，一人一畦开始种西红柿苗，果然，看着不算难的活到了我们手里就不那么容易了，农民伯伯挖三铲，我们五、六铲也不行，好不容易挖好了一个坑，把西红柿苗放进去，不是深了，就是浅了，终于挖好一个标准的坑，填土的时候也仍然快不起来，高低不平的，距离也长短不齐，总觉得别别扭扭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有了一点起色，工作开始感觉顺手了，可两条腿却开始发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解决不了问题，只好两腿交替受力，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又尝试着一条腿轻轻的跪在地上（主要是怕把裤子弄脏），稍好一点……。

第一天终于熬过去了，返回的路上再也没有欣赏风景的情趣了，只盼着赶快回到驻地，好好休息一下麻木的双腿。

第二天，工作依旧，两条腿都跪在地上了（已经顾不上裤子了），手也疼得拿不住花铲了，换只手……。

第三天，跪都跪不住了，屁股也坐在地上了，用双手握花铲……。

第四天，……。

一连十几天，我们都麻木了（不仅仅是身体），但没有栽种的土地仍然向远方伸延着……。

最后一天，刮起了大风，西红柿苗已经移栽完了，开始移栽黄瓜苗，黄瓜苗比西红柿苗娇嫩，一阵大风就能把嫩苗刮断，为了保护嫩苗，同时也是为了减小风的威力，我们差不多是趴在地上一棵一棵小心的栽种着……。

两周的劳动终于结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农村生活，也是第一次在农村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更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在我们离开“永丰人民公社”的那天，公社的领导安排我们参观了公社的许多地方，坐着拖拉机整整跑了一上午，也只参观了公社的一小部分，可以说“永丰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这也是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思想最典型的代表。中午我们在“上地”村吃了最后一顿饭，主食是白面馒头和大油饼（随便吃，副食的大锅菜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因为我们国家几十年的粮食定量供应使我们最关心的是主食的“质”和“量”），这在当时是非常丰盛的一顿饭，因为在这以后的三年（指三年自然灾害）多的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吃到这么好的伙食，这顿饭在我的记忆中保留了几十年，至今仍记忆犹新。

1959年的秋天，我们是到大兴的“天宫院”村劳动（只有“上地” 和“天宫院”这两个有特色的村名被大脑的记忆细胞保留了下来，其他的都忘却了），这次的工作是收红薯，农村的特点就是收什么吃什么（一般没有多余的粮食），于是我们差不多吃了一个星期的红薯（没别的东西），一天三顿，吃的我们的肠胃都闹起了别扭，每天晚上还要多去几次厕所。从那时开始，几十年来我很少再吃蒸的或煮的红薯了，因为小的时候已经吃够了！！

1960年的两次劳动都是在大兴县（村名已不记得了），春天是挖管道沟，秋天是为西城教育局的基地挖房屋的地基和开垦荒地……。 以后的几年已经记不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什么农活，反正每年两次的农村劳动，同学们都习以为常了，但我对干过的农活大致还有记忆。可以这么说，按庄稼的品种算，北京地区的粮食类作物我们接触过的没有七、八成，也有一半多，收过麦子、稻子、玉米、红薯、高粱、棉花、谷子（这是在大学时干的），有的还不止一次，此外还种过菜、开过荒、间过苗、锄过地……。这些劳动不但锻炼了我们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知道劳动的艰辛，从而养成了尊重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果实的良好品质，这对我们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就是我对“八中”的劳动课念念不忘的主要原因。

前面说过，除了这些每学期一次的集中劳动外，“八中”每周还有半天的劳动课。初中时在校外劳动，象“椿树整流器厂”、“二龙路变压器厂”，还有一个什么“XX开关厂”等就是我们上劳动课的地方，这些都是街道办的小厂，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很差，但工人师傅们的劳动态度和劳动热情却使我们深受教育（大学毕业后我在基层厂矿一干就是几十年，并得到工人师傅的好评，应该说是与这段时间的劳动有着密切关系的）。到了高中我们就在学校的校办工厂上课了，我和几个同学分在机加工车间（其余的都去校化工厂），带课的是钱老师（后来是我们的班主任）和张老师，钱老师据说是重庆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因此我们在中学阶段就接触到车刀的前面、后面、前角、后角、主切削刃、副切削刃等技术术语，虽然当时不懂，但是却知道了我们在学校学习的那些功课只是最基础的知识，需要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我们学习书本知识的积极性。

在这三年的劳动中，我又是受益最多的一个，其他同学是一个人操作一台设备，三年内一直固定不变，而我却同时在四种不同的设备上工作，有时是开一台老式皮带车床加工一些半成品，当几台车床加工出的半成品达到一定数量时，我就要去开牛头刨进行下一道工序的加工，如果需要的话，还有一台钻床、一台砂轮机也是由我来操作。高二以后，车刀、钻头的刃磨，钱老师也试着让我们自己干，因此我在中学阶段就学到了许多机加工方面的实际知识，这对我以后在基层单位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不知其他同学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

在“北京八中”的六年中，我们参与了许多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对于我们这些以后学习“理工科”的同学来说是一笔受益终身的财富。几十年后的今天把我这段在“八中”的经历记录下来，一方面这确实是一段值得回忆的记忆，另一方面也希望现在的中学教育能够把过去的好传统发扬光大，使年轻人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果实好习惯。

注1：“例行的劳动时间”：这是“八中”一项很特别的活动（其他学校比较少），就是每周、每个班级都要参加半天的劳动，这个劳动是排在课程表里的。为了安排劳动课，八中在校内设置了几个劳动场所：一个化工厂、一个机加工车间（那里面有很值得骄傲的七、八台机床，最好的一台是捷克的C622、还有一台国产的C620、一台仪表车床、三台老式的皮带床子、一台牛头刨、一台立钻、一台台钻、一台砂轮机）、一个钳工车间。但这几处场所是无法满足全校所有班级的劳动课的，因此有一些班级（一般是低年级的）就要到外面的街道工厂去参加劳动。由于是校外的集体活动，所以都是排队去、排队回。

2004年6月1日完成